本报记者　许琦敏

走进300米长的隧道，王东忍不住有些激动。很快，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加速器就要开始在隧道里安装了。

2007年，王东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回国，至今已近10年。在MIT就从事加速器和自由电子激光研究的他，梦想就是回国造一条“中国制造”的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电子能量高达1.5G电子伏特，波长达到3纳米，这将是我国性能最好的一台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作为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自由电子激光部主任，王东为此很有些骄傲。

“初步建成后，这将是一台有特色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该所所长赵振堂说，建造这样一个装置，全球也没多少次机会———抓住这个世界级机遇，应物所要培养起一支活跃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研队伍。在大科学装置领域，中国将逐步实现从追赶到并跑的转变。

我们的机遇和条件，令国际同行羡慕

当国内决定建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赵振堂就立刻发电子邮件给王东，希望这位在美国多年从事自由电子激光和加速器研究的资深学者回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国外，即使有同样的项目，中国学者也很难高层次介入。”赵振堂说，现在这个世界级机遇在中国出现了，正是王东们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

上海光源经过了漫漫15年的立项和建造过程，“自由电子激光站在了光源的肩膀上”。赵振堂说，“当时，大科学装置对于中国而言，相当具有挑战性。”中国科学家就利用这样宝贵的实践，经受了历练，自己研发出了很多关键设备，还培育起了很多能够生产这些设备的高技术企业。

“现在，自由电子激光设备招标时，很多分布于长三角的企业都来投标，关键设备绝大多数实现了国产。”王东说，波荡器、直线加速器等主要设备，应物所还实现了对外出口———不少外国同行愿意要中国的技术设备。

从技术到人才积累，在加速器光源领域，中国开始从追赶者向与世界一流同行并跑的阶段转变。

2009年，上海光源即将竣工之时，应物所在嘉定园区利用旧机器设备，集成了中国首台高增益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利用它，应物所着手训练一批敢于创新的年轻人———既然要参与到这个世界级机遇中，他们必须具有平视全球加速器领域的心态，有“想人所未想，做人所未做”的魄力。

有这样一台小型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令英国、德国同行羡慕。在这台装置上，这群年轻人在国际上首次实验了超高次谐波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原理———目前在建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所用的就是这一原理，这是全新的技术路线!　在这条线路上，该团队的邓海啸博士和搭档冯超博士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于2013年5月发表在　《物理评论快报》　上。在自由电子激光原理上形成了新的突破点，由中国学者引领同行，这在该领域可谓首次。

在全光学自由电子激光、直线加速器物理和技术等方面，顾强、刘波、张彤、张猛、方文程、俞路阳和胡晓等一批年轻学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他们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国际学术大会上，受邀做大会报告或专题报告。2015年，邓海啸更获得了自由电子激光青年科学家奖———该奖用于表彰在本领域研究上有突出贡献且有更大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2015年，冯超的博士论文入选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的　《施普林格论文》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每年从全世界各国的优秀博士论文中挑选出100篇左右进行出版。

用国际心态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

这支优秀科研队伍的崛起，引来不少外国同行的羡慕。王东时常被问：“为何在上海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除了世界级机遇，是开放的国际心态使得这支年轻队伍迅速成长。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平台，我们都站在国际自由电子激光领域的前沿，正在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赵振堂说，“我们无需仰视，也不去俯视。”

在这支队伍中，“海归”与“本土”已没有明显界限，只有根据研究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国交流合作，团队中也有德国、美国、瑞士学者的加入。

每年，应物所会开办“加速器研讨班”，邀请世界上加速器领域的大牌学者前来与年轻学者进行交流。比尔·考森、格纳比·斯塔帕考夫和赵午等本领域中的大牛学者，都经常来开课。如此优渥的学术氛围，甚至可以超过许多海外实验室。

“在自由电子激光的团队中，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切磋、合作与竞争，已形成了一种良性氛围。”赵振堂说，“邓海啸与冯超曾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连续两届摘得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二年一度的‘希望杯’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每届一名)，这充分体现出了这群年轻人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也正在蓄势待发，期待在这一世界级机遇中展现自己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