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杰（1955年1月8日—2025年9月14日），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导，全国先进工作者、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曾任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总经理、中国科学院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先导专项负责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上海市核学会理事长。主持的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科院杰出成就奖、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简称“上海应物所”，时称“原子核所”），正值改革阵痛期：经费短缺，科研力量分散，几十家所办企业良莠不齐，甚至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迫。

上世纪90年代，徐洪杰与团队在核分析实验室。

1995年，徐洪杰在时任所长的杨福家院士手中接过了建设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简称“上海光源”）的托付。

这也意味着，在徐洪杰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期，需要从原子物理“专家”，成为了同步辐射领域的“新生”。

 “既然国家需要，我必竭尽所能。”徐洪杰的回答没有半分犹豫，一干就是15年。

在接棒上海光源重任的同时，徐洪杰受命担任常务副所长、法人代表，肩负起全所“求生存、求发展”的使命。

 他顶住巨大压力，对亏损的所办企业“关停并转”，通过转岗、内退等方式妥善安置人员，带领研究所一步步恢复元气。

 “他勇于做出这些决策，很不容易，这是一种担当。”一位老同志评价。

 稳住基本盘后，徐洪杰开始谋划长远。

 然而，道阻且长。从1995年启动可行性研究，到2004年底正式开工，推动上海光源立项历经十年。1995年，徐洪杰担任可行性研究工作组副组长，并在2001年立项受挫时同时扛起了所长和上海光源工程指挥部总经理两副重担。

 “上海光源能建成吗？”面对各种质疑，徐洪杰力排众议，认准方向便坚定不移。一方面带领全所凝练方向、深化改革，争取关键资源。另一方面，不断锤炼队伍、积累经验、优化方案，为国家立项后的工程全面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2年9月，徐洪杰在上海EBIT装置合作研发协议签字仪式现场。

2004年底上海光源开工，团队铆足了劲，将个人心血熔铸于国之重器。

徐洪杰带着团队日夜奋战，他曾说：“开工以来，我很少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至今仍积习难改。光源队伍中如我者不乏其人。”

在上海光源宏大的机器安装现场，一位工艺员一年内走坏了十双鞋；徐洪杰在奔波中，腿疾恶化，肿胀得需穿刺抽取积水。他忍着病痛，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激励自己和团队：“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

2009年4月，上海光源工程竣工，从开工到建成仅用52个月，创造了同类大科学装置建设速度的世界纪录。

当初的质疑化成赞叹。国际科技期刊《自然》（Nature）以“中国加入世界级同步俱乐部”为题对上海光源进行专题报道。

与此同时，在徐洪杰的引领下，上海应物所逐渐在加速器、光子科学、核物理与核技术、前沿交叉学科等领域确立优势。

徐洪杰没有安于已有成绩，他常用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的话告诫团队：“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想着地里的。”

上海光源一期工程竣工前，徐洪杰已开始规划布局后期的二期线站、蛋白质研究设施，以及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上海光源中心办公室主任范颖说：“特别是在二期项目推进遇挫时，他又带队重新拿出新的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他相当于把光源未来十几年的路都铺好了。”

 战略的远见，更在于洞察未知。

2009年，在上海光源建成之际，54岁的徐洪杰没有选择在已建成的学术高地上加冕，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再次“归零”，进军先进核能的“无人区”——钍基熔盐堆，这一干又是16年。

面对内外质疑，他在立项讨论会上“舌战群儒”，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必须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脉”，以深深扎根于国家命运土壤的远见推动项目落地。

没有成熟的技术路线，没有现成的专业团队，他提出了“就近转行、边干边学”的方针，并以“人就是要做有挑战的事”点燃团队的斗志。

不惧困难、大胆创新，团队在多项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将中国钍基熔盐堆技术带到世界前列。国际核能界评价：“中国正引领全球熔盐堆研发”。

立足我国能源格局，徐洪杰系统规划了一条跨越二十年的“三步走”路线：从实验堆到研究堆，再到示范堆，同时发展小型模块化堆以加快产业化步伐。

“他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张直到工业化应用的发展蓝图。他总结的未来技术路线，指引着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稳步前行。”上海应物所反应堆物理二部常务副主任周翀说。

“国家需要，就要去做。”这是徐洪杰坚守的信念。他的“霸气”，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而是为国家在关键科技领域开疆拓土的决心与能力。

能将蓝图变为现实，在质疑中干出成绩，徐洪杰依靠的不仅是战略眼光，更是强大的凝聚力。

在大家眼中，身形魁梧的徐洪杰像一座山一样可靠。无论是带领团队铸就两大国之重器，还是在漫长攻坚中稳住人心，都离不开他以身作则的信念与真诚质朴的人格魅力。

“他没什么架子。”从研究员、工程师到司机、门卫，许多人都有同感。他常在小会议室边吃盒饭边谈工作；经过单位门口时，常会停下来跟门卫打招呼。

 作为徐洪杰的学生，上海应物所核与辐射安全技术部的杨群深有感触：“徐所常笑言我们科研人‘傻’。但这‘傻’说的是真诚。正是这份大家可以感受到的真诚，让他说的每句话都格外有力量。”

 平日里，徐洪杰的办公室总向大家“敞开”，无论是技术难题还是生活困惑，大家都愿意找他谈心。从国家战略到个人发展，从工程技术到历史人文，从科研心得到人生感悟，这种亦师亦友的交流，无形中凝聚了团队思想，拓宽了大家的视野，也传递着一种严谨治学、乐观向上的力量。

这种平等与亲近，让大家笑称徐洪杰为“谈话专业户”。

对年轻科技工作者来说，徐洪杰就像一位暖心的长辈。“他不是简单讲大道理。”上海应物所总师夏晓彬感慨，“他会跟你聊家人、聊知青岁月、聊高考，让你感觉这是个有血有肉的长辈。”

 在管理上，徐洪杰秉持“不向下越权”的原则，“你们能做的，我就不做；该我做的，我来做；你们做不了的，我来扛。”清晰的权责界定和担当，让他成为团队眼中的“定海神针”。

他善于将宏大国家战略，转化为团队肩上可触的使命。“徐所讲话极具魅力，特别擅长‘讲故事’。”上海应物所原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朱彬华说，“不管是做报告、还是聊天，都让人听得入迷。大家总盼着能跟他多交流。”

“他作动员报告一讲几小时，台下几乎无人倦怠，只觉得干劲十足。”上海应物所总师余笑寒回忆。

2011年，钍基熔盐堆项目正式启动，徐洪杰和团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科研攻坚。最艰难时，徐洪杰用“长征精神”鼓舞大家：“我们肯定能把核能项目建成。”

在甘肃武威的茫茫戈壁上，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抛开上海家中老小，跨越两千公里，投入钍基熔盐实验堆建设。面对这一涉及物理、化学、工程、安全等多学科的复杂核能工程，徐洪杰极力推动跨领域协作。

2024年10月，钍基熔盐堆先导专项验收会后合影。

“顺天时、借地利、造人和”这是徐洪杰秉持的理念，他强调要创造“人和”的团队氛围，最终内化为了团队的核心文化。

“要把这么多人团结在一起，长年干一件极难的事，需要很强的凝聚力。他就像造梦者，用共同的梦想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团队成员感慨。

 如今，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中国拥有了全球唯一运行并实现钍燃料入堆的熔盐堆平台。

遗憾的是，这位梦想的缔造者，却走了。但他留下了一支由其亲手跨所组建、从零成长起来的钍基熔盐堆专业研发团队。这支800人的队伍，已成为我国先进核能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他强大凝聚力所结出的最坚实果实。

在徐洪杰心中，人才是最核心的资产，而青年是事业的未来。他以甘作春泥的初心，倾力构筑人才成长的阶梯。

2016年教师节，徐洪杰与学生合影。

“他看人，不看‘帽子’，看脑子。”在用人上，徐洪杰不拘一格，敢于打破论资排辈，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和平台。

 即便是每年例行的职称评审，也能成为他发现新人的契机，会后他会调阅优秀年轻科研人员的简历，直接询问相关负责人：“这个人思路不错，有没有重用？”或从报告中“挖矿”，“刚才提到的点，能不能再深入谈谈？这可能是个新方向，总体组会支持。”

 这种魄力与远见，让许多年轻人获得了超常规的机遇。

 85后博士周翀被任命为热工水力系统负责人时，正处于产后刚返岗的阶段。“这个任命对我来说既是意外也是挑战，”她说，“我想徐所是基于我承担任务的表现，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从法国归来的黄鹤飞博士，因在技术报告会中崭露锋芒，被破格提拔担任了专业组副组长。

 真金需火炼，徐洪杰认为，要让年轻人在重担下成长。在上海光源建设期间，他拍板安排在读研究生后接担任加速器调试的“值班长”，指挥大装置的运行。  

 “当时我心里其实有点打鼓，”已是上海应物所仪控技术部副主任的后接研究员回忆，“让学生承担这样的责任，需要很大的魄力。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徐洪杰的育人逻辑简单而有力：“考验年轻人，就给他加任务，加到承担不了为止。”他认为“年轻人愿意干、能够干，就大胆使用，在干中学”。

 大胆任用之后，是充分的信任与授权。“他布置任务往往只明确目标与时限，具体路径则交给执行者自主探索。过程他不太干涉。但如果你碰到困难，他会帮你解决。”范颖说，“我们都会想尽办法，绝不辜负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他为年轻人构建了宝贵的“容错空间”。“一项工作不要等到有十足把握才去做，只要有五成把握就可以勇敢尝试。”徐洪杰的这句叮嘱，后接铭记于心，“当时我不太理解，后来才明白，科技前沿本就是在未知中探索，不能等万事俱备，这让我们放下了怕犯错的包袱。”

 他提醒年轻人“不要只顾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也告诫大家做科研要扎实，“不要急于下结论，要多做系统性工作”。对于海归人才，他格外注重“本土化”引导，提醒他们要将国际前沿与传统文化、现实需求有机融合。

育人棋局，需布局深远。在徐洪杰看来，核能事业需要几代人的积累，“一定要让年轻人尽快站出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心系人才培养，为2035年乃至2049年的长远发展储备领军力量。

退休后，徐洪杰本可以功成身退，但他仍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攀登者。支撑他始终前行的，不是对荣誉的渴望，而是对未竟事业的牵挂与对年轻一代的殷殷期盼。

蜡烛成灰泪始干。2025年9月14日凌晨，在徐洪杰七十载生命的终点线前，他仍在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准备核能科学的课件，为团队整理技术报告，心思全在为后来者“搭桥铺路”。 

徐洪杰曾乐观地畅想：“等我工作到80岁的时候，80后、90后都已在关键岗位上了，我们的事业就后继有人了。”

 这不仅是一句期待，更是他用一生践行的承诺，做一座坚实的“人梯”，让后来者踏肩而上，向着科学的星空不断攀登。

徐洪杰为上海科技大学学生授课的场景。这是他留下的少数视频资料之一。

在同事眼中，徐洪杰身材高大，谈吐自信，既有实干家的果决，又带着知识分子的“文艺范”。这种独特的“文艺范”背后，蕴藏的是他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

两座大国重器，两次学术“归零”，意味着他两次学术生涯的断崖式转向，也映照出他不计个人得失、一生为国奉献的品格。

这份淡泊名利的作风，深刻烙印在他的科研管理中。

建设上海光源时，他提出“集中全所力量建光源”，而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所求”：期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也未去争一项科技奖项，全身心投入工程建设。

他常对团队说：“大科学工程的特殊规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我们淡泊名利、持之以恒。”

在钍基熔盐堆团队，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在戈壁荒漠中开启了新一代核能的拓荒。他们不发论文、不申请任何奖项，甘愿做新时代的“隐姓埋名”者。在这条“最难的路”上，中国钍基熔盐堆实现了整体国产化率超90%，关键核心设备100%自主可控，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的道路。

2022年1月，徐洪杰在甘肃武威现场察看钍基熔盐实验堆堆本体吊装就位进展。

“他心中装着的是国家需求和研究所发展，而非个人名利。”杨群说，“他反复教导我们：做一件事，就要想办法让它真正落地，要对国家有用。”

 “徐所做的是大科学工程，他秉持的是长期主义。”徐洪杰的学生、上海应物所钍基核能物理中心主任邹杨说，“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有没有荣誉，他都专注于此。”

 退休后，徐洪杰担任了上海应物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科研热忱依旧。“他最后一次和我们开会，还在深入讨论钍基熔盐堆2035、2045年的长远规划。”徐洪杰的学生、上海应物所重大任务与科技发展处的戴彬彬含着热泪说。

为何他总是选择将身后的辉煌“归零”？又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带领团队甘守寂寞，向难而行？

“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头衔和荣誉，而在于为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作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这就是徐洪杰和团队用行动作出的答案。

正是这份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执着，让这条科研征途每一步都走得沉默，却格外坚实。

“徐所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上海应物所核与辐射安全技术部副主任乔延波说，“直到他离世后，我们才从外界的报道中更全面地了解他的贡献背后的细节。他一生主导完成两个大科学工程，为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却始终保持低调。”

 夏晓彬哽咽道：“直到今天，我还很难接受徐所已经不在了。在我迷茫的时候，是他让我看到了最纯粹的热爱科学、奉献科学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定战略，要有舍我其谁的气魄，不计局部利益；

做方案，要有气吞山河的气概，不计眼前得失；

干工作，要有奉献事业的精神，不拘泥于个人名利。

徐洪杰曾这样叮嘱团队

这也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诠释了何为“国之大者”的胸襟与担当